他曾是原文化部部长前留遗书：对不起华主席我是罪有应得

　　他曾是原文化部部长前留遗书：对不起华主席我是罪有应得1977年8月22日晚上8点，亿万人民围坐在收音机旁聚精会神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主席所做的报告。

　　同一时刻，在北京阜成门外附近的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一个僻静的院落里，一个披着一件军便服的中年人，坐在屋里桌边，在几个人的看守下，也在凝神屏息收听广播。

　　这个中年人53岁，神情沮丧，广播里的每个字仿佛都在鞭挞他，越往下听，越是惶恐不安。一双小眼睛不时露出恐惧的目光，托着下巴的手也在微微地颤抖。他，就是在一伙倒台后，接受隔离审查的文化部长于会泳。

　　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当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列为集团成员，公开点名，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黝黝的脸上泛现出惨白。

　　入夜，于会泳躺在床上长吁短叹，辗转反侧，一刻也没入睡，他大概是焦灼地揣度自己会被定什么罪名呢？

　　突然，一股寒气不禁从脚底直冲脑门，于会泳一时间大汗淋漓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喃喃自语：“唉！那张该死的小字条！”

　　惊恐万状、神智有点迷乱的于会泳瞪着双眼，深夜推醒隔壁房间的看守人员，带着哭声乞求道：“我要找工作组组长华山同志，请转告他，我有话要找他谈， 一定要找他谈，求求你们了…… ”

　　如果这张小字条与“叛徒”联系在一起，于会泳又怎么能在“”中通过重重严苛的审查，从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教师，当上文化部部长的呢？

　　于会泳出身不坏，他生在山东乳山一个贫苦农家。这个外貌矮小黝黑，方正的脸上长着一双小眼睛和一张大嘴巴的农家子弟，喜爱音乐，天赋挺不错。6岁时，他就能把当地流传的民歌、大鼓、皮黄戏字正腔圆地哼唱得有板有眼。之后，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 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还画得一手好画。

　　1946年9月，在老家已经当了五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约了两个伙伴，从家中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三天，赶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驻地，加入了文艺队伍。

　　半年以后，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并于1947年9月逼近胶东。位于胶东东端临海的烟台，是当时解放区中唯一的港口城市。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调拨给中国解放区和十八集团军的大批救济物资，绝大部分经海运到烟台。

　　这时，内战烽火四起，交通受阻，这些物资都滞存在胶东。为了保证这些物资在解放军主动撤离胶东时免陷敌手，前敌指挥部决定，除将部分物资分存到农民家中代为保管外，其他的分发给部队和胶东解放区各级机关人员。驻扎在烟台近郊的胶东文工团，每个团员都分到了一大包东西。

　　于会泳拿到这包东西，不禁想到了孤苦的母亲。他七岁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并用不分昼夜织土布换来一点钱供他上学的。眼下分到手的这包东西里，有毛毯、毛线、几块衣料，还有奶粉和罐头食品，这对于自幼缺衣少食的人无疑是至为宝贵的。他想带给自己的母亲，以尽一份孝心，却没有找到捎带这包东西的人。

　　频繁紧张的战斗活动，使随身携带的这包东西成了一个大累赘。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忽然闪出一个念头：战斗严酷，自己说不定会牺牲，即便能保全性命，这包东西也有可能被别人、特别是蒋军发现，也许就永远到不了自己的母亲手中了！踌躇片刻之后，他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道：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良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糊涂！现在你死我活的当口，你还指望敌人发善心？”指导员边批评，边把这张纸条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快掩土！没时间了！”

　　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就在这时，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被送到胶东文化协会领导的面前。在解放区军民同蒋介石军队浴血奋战之际，竟然发生了如此不光彩的事，这使得协会领导十分气愤。就在文工团重新聚集起来不久，协会领导决定先将于会泳禁闭起来，随后交文工团进行批判！

　　协会领导在文工团全体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指出：于会泳的字条是对敌人的仁慈抱有幻想，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

　　恐惧、羞愧、悔恨，于会泳在众目睽睽之下，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他当众作了沉痛的检讨，并表示要努力加强思想改造，用实际行动来痛改前非。

　　根据党的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精神和于会泳的态度，在那次批判会后，作为一种惩戒，他被安置在协会机关作谱写、打杂工作十个月，然后根据他悔过的表现，又回到文工团工作，没有给他任何处分。

　　要洗刷自己的错误，唯有努力工作。于会泳从那次受批评之后的表现是好的，文工团和同志们也谅解了他。

　　1949年6月，随着上海的解放，上海音乐学院决定设置学制为半年的音乐教育专修班，除公开招生，还接受队伍的部分音乐工作者免试进修。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学习。

　　接到团部的这个通知jn江南·体育登录入口，于会泳激动万分。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能进这样的高等音乐学府学习，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离胶东文工团之前，他本来就向文工团党支部表达了他的要求加入中国党的意愿，到了上海后，他又在给团部信中，多次提出了入党要求。

　　这年11月，胶东文工团党支部慎重地讨论了于会泳的入党问题。于会泳在两年前写的那张字条自然成了中心议题，大多数支部委员认为，这张字条反映了于会泳对敌人确存有幻想，属失节行为，鉴于他当时只是参加才一年的普通工作人员，觉悟不高，可以理解。同时，综合考察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还算比较好。

　　就在于会泳写那字条后不久的中秋节，他所在的小队遇到蒋军偷袭，于会泳发现来犯蒋军后，边跑边高喊示警，引开了敌人，为其他成员及时转移创造了条件。全面考察他跟党多年，虽然还存在着重业务、轻，为人有点傲气的缺点，但不断在进步，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他加入中国党。

　　但是，尽管如此，他写的那张字条，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由山东送到上海，并伴随他走过了长长的人生旅程，始终成为他难以消除的心病。

　　刚入党的于会泳，满腔热情地施展着他的才干。1950年元旦，他自编自演的小歌剧《夸女婿》，通过三个姐妹争夸自己在解放军队立功受奖的丈夫，争执着要父亲评说的剧情，诙谐、幽默地体现了军属人家的生活情趣，使这个节目深受人们欢迎。

　　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十分重视发展民族音乐，经常亲自在大礼堂向师生教授民歌。而于会泳恰恰对此比较熟悉，加上他在音教班的专业学习中成绩十分突出，学习期满后便被学校留在校属的音乐工作团工作；之后又调入了民族音乐研究室，从事说唱音乐的教学和研究。

　　在这专家学者如林的高等音乐学府中，于会泳深感要立足就得提高业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专业音乐基础理论，以弥补自己过去的不足，同时开始琢磨着如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早出成果、快出成果。而这时他的生活状况也迫使他急需用专业成果换取稿酬来贴补家用

　　1953年，于会泳结婚之后，岳母需要赡养，妻弟、妻妹上学需要资助，很快他又有了两个女儿，自己的母亲也被接到上海同住，妻子又生病在家，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几乎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这期间于会泳的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和中国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先后与学校聘请的民间艺人王秀卿、丁喜才等合作，记录、 编选、整理了他们传唱的《单弦牌子曲》《陕北榆林小曲》；又参与了张仲樵收集的《胶东民间歌曲选》的编选、补充工作；自己又独立完成了《山东大鼓》的专著。

　　然而，在充分发展艺术才干的同时，也渐渐暴露出于会泳心灵的弱点：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交付出版之际；他常常将自己的名字开列在主要编著者的位置上，甚至把他人的劳动成果划归自己的名下。这一行径引起了所有合作者的强烈不满。

　　1958年春，于会泳被派到上海东郊张桥乡下放劳动一年，由于不分昼夜的田间劳动和伙食太差，引发了他的胃出血，不得不中途返回上海住院治疗。等他出院到学校才蹊跷地发现，他原先担任的课已由别人替代了，其他的民歌、戏曲、民族器乐课，也已排满了教师。于会泳一下子无所事事了。同时，他开始成了被批评的主要对象。

　　这时，凡活动，于会泳总是能溜则溜，能躲则躲，借病请假，是常有的事，而在业务上则是拼命干。音乐创作和研究上他不断有新作品发表。除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章外，他还先后谱写和改编了歌曲《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开遍地香》《女社员之歌》等，这些歌曲因富有民族风格，又流畅上口而别具情趣， 所以在发表后流传颇广。

　　4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都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歌种、曲种、剧种及乐队的单项研究，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总体规律几乎无人问津。此时于会泳对它作了“综合研究”，于1959年下半年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1960年，他在学校开设了“综合研究”第一个专题的系列讲座——《民间曲调研究》。1964 年，他又完成了《腔词关系研究》这个课题。

　　于会泳的这些研究成果，在音乐作曲、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直至今天还被民族音乐理论界人士认为是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60年代初，虽然于会泳的处境依然如故，但他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还是得到爱才如命的贺绿汀院长的多次公开赞赏，不久即任命他为新设的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这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观摩会上共上演了各地精选的35个现代剧目，《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等剧目脱颖而出。

　　大会以后，从中挑选了一批剧目与剧团作为她所谓“京剧”的“试验田”，下令各地进行修改提高，并建议选派一些“懂戏曲、有专业作曲知识，又有戏曲改革事业心”的音乐家，充实到这些剧目的创作队伍中去。

　　上海市委宣传部与文化局对此作了专门部署，拟定了原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淮剧《海港的早晨》（后改名为《海港》），和新选中的话剧《龙江颂》三出戏作为重点剧目，并成立了由市委直接领导的“戏改”党委。1965年3月，于会泳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剧组，担任音乐设计组组长。

　　这年6月7日，在上海人民艺术剧场观看《海港》的彩排时，忽然问坐在旁边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我了解一下再向您汇报。”张春桥的确不知道于会泳是个何等样人物。于会泳之所以会引起的注意，是因为三五月间，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相继到上海演出期间，他在《文汇报》上接连发表了《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两篇评论文章。在上海看到了这两篇文章，从而注意上于会泳。

　　1965年6月27日上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智取威虎山》创作组成员，事先她指名要于会泳前去参加。

　　当与于会泳见面时，握着他的手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

　　“嗯，听口音你是山东人？哈，这么说我们还是老乡哩，我是诸城人。春桥同志也是山东人。你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好啊，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嘛！”

　　的几句话，使于会泳激动得晕头转向。它像一帖兴奋剂，刺激了于会泳的神经。他按的“指示”，废寝忘食地对《海港》音乐进行反复修改。知道喜欢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流派，他特地借来了程派代表作《荒山泪》的戏曲影片，边看边捉摸，然后融汇到《海港》主角方海珍的唱腔音乐中去。

　　在帮助修改《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时，于会泳将杨子荣《胸有朝阳》唱段的尾句音乐，衍化到《东方红》的旋律上去。这使对于会泳的作曲才能也开始刮目相看了。梦想通过“京剧”跻身于中国舞台，以实现她的野心，自然需要物色一个得力的干将。于是，于会泳就成了“京剧”的重要智囊人物。

　　一到上海，就要召于会泳去听京剧唱片、录音；他也获得了出入戒备森严的住所的特权。1966年初，还专门叫警卫人员给他送去两瓶自用的进口营养药品，以示关怀。张春桥获悉于会泳博得了的宠遇，也不敢怠慢，他即把于会泳提升为统管三出戏的音乐大组长。于会泳受到的宠信，得意非凡，不时在别人面前炫耀。

　　毫无思想准备的于会泳，被批判他的上百张群众大字报吓得张皇失措。第二天，他偷偷地溜到了京剧院，痛哭流涕地乞求“戏改”党委仍旧把他借调出来搞戏，以免继续遭到学校师生的揪斗，但遭到婉言拒绝。于会泳不得不在学校里边劳动，边写交代材料。不久，他的家也被抄，加之一些教授不堪身亡，使他成天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