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写完《义勇军进行曲》不久便死于日本遗体口鼻皆有鲜血

　　聂耳写完《义勇军进行曲》不久便死于日本遗体口鼻皆有鲜血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上映。这部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思想影响，从而走上民族救亡战场的电影引起了上海滩的轰动，电影主题曲也随之唱响上海、进而传唱到整个中国。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激昂的旋律作为中国人民的心声唱给了整个世界听。自此以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在全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有一个“国”字头的称号：国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曲作者聂耳也应当在自己37岁的年龄登上开国大典时的城楼，与田汉共享这份属于音乐家的荣耀。

　　回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发动了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一二八事变”。

　　事变造成了中方近一万五千人的伤亡，虽然最后以双方停战结束，却也给本来平静的上海滩带来了危机感与恐惧感。

　　然而，政府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采取了退让和妥协的态度，以致日本人愈加嚣张。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日本的枪口必将对准整个中国，抗日救亡、“不做奴”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抗日的文艺作品也越来越多。

　　此时的聂耳也在上海，刚刚加入了联华影业公司成立的一支乐队之中，也在这里将自己的名字由“聂守信”改成了聂耳。

　　尽管乐队的薪水很低，演奏时间又很长，但也给了聂耳一段宝贵的时间刻苦学习乐理、打磨自己的小提琴演奏技巧。

　　这份平静持续到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特别是就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深深感受到了阴影下的无奈。

　　他并不是一个只专注自己音乐梦想的人，他同样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忧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中国人。在炮火中度过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后，他开始认真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去做的音乐？”

　　聂耳的心境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但周围有很多人都没有变。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解散后，聂耳回到了自己曾经工作的明月歌剧社担任执委会成员。

　　在战火侵扰下，这份工作需要四处奔波，极其辛苦。但这并不是聂耳不能忍受的地方，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样民生凋敝的时候，歌剧社还在演出《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充斥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

　　为此，他专门在杂志上撰文批判“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导向，辛辣地讽刺道：“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

　　他批判中国歌舞“鼻祖”黎锦晖反封建和反映现实问题的力度不够，并发出了对中国歌舞行业的拷问：“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取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

　　1932年7月，聂耳毅然退出了明月歌剧社，赴北平报考音乐学院。可惜的是，因为考试时的论文不符合规范要求，他没能成功考入音乐学院之中。

　　这是聂耳出身的一个反映：他虽然音乐方面天赋和造诣极高，但并没有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大部分有关音乐的知识和技艺都是自学的。

　　聂耳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凭借自己吃苦的精神和绝大的毅力，在9岁那年考入了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他的音乐梦想也是在这里萌芽。

　　在求实小学中聂耳接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他向担任音乐教师的邻居学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跟着木匠师傅学吹笛子，从一位法国侨民那里学到了基本的乐理知识。

　　求实小学特别增设了一个学生音乐团，聂耳在其中担任演奏和指挥的工作。从此，他的生活与音乐密不可分。

　　小学毕业后聂耳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在这里他不仅痴迷于中国传统音乐、积极参加学校文体活动，他的思想也在逐渐萌芽。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时，聂耳同情工人阶级，认为五卅运动的爆发“盖受资本家之压迫”，因此他认为最好的防止工人的办法是“非打破资产阶级不可也”。

　　这一时期的聂耳积极学唱了许多歌曲，如《马赛曲》、《歌》等，这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音乐基础。

　　1927年初，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被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录取。巧合的是，省立第一师范刚好是云南地下党开展活动的阵地，是昆明的中心。

　　在这里，聂耳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受感染之下，聂耳加入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之中。经由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感染，他萌生了投入实际斗争的要求。

　　当时地下党员的日子很不好过。大失败之后，“白色恐怖”弥漫全中国，云南也有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毒手，这些都被聂耳看在眼里。

　　但他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了的决心。1928年，他正式加入了党领导的“济难会”之中，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去监狱探望被捕同志。

　　不久后聂耳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之中，正式成为一名主义者。他在自己的作文中这样评价这个社会是“恶劣的”，“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对此，他立下志向要做“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人。

　　为实现自己的宏愿，聂耳曾经参军过。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三个学期后，聂耳加入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十六军”之中，作为自己步入社会、参加的重要一步。

　　但他想得还是过于美好——唐继尧根本就是把这支学生军当作炮灰来用。16岁的聂耳在几个月内辗转到了湖南郴州，见识到了军队里的腐朽。

　　不堪忍受之下，他借友人之力离开新兵队，前去投考黄埔军校。可惜他的资历不足没能被黄埔录取，就这样，聂耳又回到了昆明继续读书。

　　聂耳的学生时代结束于1930年，这一年军阀在云南的活动愈加猖獗，他们肆意进步青年，甚至闯入学校之中抓捕青年学生。

　　为躲避抓捕，聂耳离开昆明来到上海，开始了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自学音乐的一段艰苦历程。此后，聂耳再没有进入学校学习过。

　　两人志趣相投，音乐方面也谈得来，很快便达成一致，决定一同创作一批歌曲，以此“唤起中华民族抗日救国”。

　　彼时的田汉已经加入了中国党中，观察了聂耳一段时间后，他既认可聂耳的才华，也认可他救亡中国的心，便着手培养他加入中国党之中。1933年初，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党。

　　据介绍人回忆，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聂耳的入党宣誓仪式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中举行，甚至没来得及准备一面党旗，只能在纸上画了一面以做宣誓之用。

　　尽管入党的仪式简陋了一些，聂耳的心依旧是火热的。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聂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音乐创作之中。

　　仅1933年他就创作出《开矿歌》、《饥寒交迫》和《卖报歌》三首音乐作品，这三首反映底层人民现实的歌曲直到如今传唱度都很高。

　　聂耳的创作开始由起步逐步走向巅峰。1934年，他发表了19首歌曲，其中包括《金蛇狂舞》、《码头工人》、《毕业歌》等影响力深远的名曲。

　　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并不太平，凡是与“进步”二字有关的东西几乎都要被捣毁，聂耳供职的联合影业公司不得不将他辞退。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聂耳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公司工作。在外国公司在华权利的掩护下，他以“灌制畅销的电影歌曲”为名，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这一年也被聂耳自己称为“我的音乐年”。

　　歌曲创作之外，聂耳积极组织上海左翼文艺工作者，在先后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苏联之友社”等组织中都担任了重要职位。

　　他还经常带领同事与资方势力作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的制片方针。这也是联合影业公司辞退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音乐年”年底，田汉着手准备自己的《风云儿女》电影，并亲自为主题曲填了歌词。然而，还没有等他完全创作完成，派就逮捕了田汉。

　　为了保留自己的成果，田汉将自己写好的歌词写在了一张香烟的衬纸上，这才避免了心血化为乌有的结局。

　　田汉被捕后，同样是左翼电影人之一的夏衍决定继续拍摄《风云儿女》。得知此事后聂耳主动请缨，承担起了为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作曲的重要任务。

　　无论是剧本，还是田汉写下的歌词都仿佛敲击在了聂耳心头，使得他热血沸腾。为了谱写出与之相配的旋律，聂耳几乎废寝忘食地创作。

　　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敲节奏，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剧烈弹奏，一会儿放声高唱，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战斗”。他通过各种方式激发自己的灵感，并将之化为纸上的音符。

　　旗帜鲜明支持斗争的聂耳，此时也已经被派盯上了。1935年4月，党组织获知即将逮捕聂耳的消息。

　　为了保护他，也为了顺从他继续学习的心愿，党组织将聂耳送出了国，原计划是从“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

　　离开国土之前，聂耳并没有完成谱曲的工作，他带着自己的手稿于4月15日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长崎丸”号。

　　就这样，这首伟大的歌曲彻底定稿，并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传到了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此后，每逢爱国、战斗的场景，人们就会响起这首歌。

　　除此之外，《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期间曾经被中央广播电台定期播放，曾经被军校定为军歌，被国民军200师定位该师军歌，马来西亚一支青年抗日队伍也曾经将它作为游击队队歌传唱……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一首歌曲的影响力可以超过《义勇军进行曲》，这是属于聂耳和田汉的巨大成功。

　　此时的聂耳才刚刚23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他还在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乐理知识，吸收精神；他还处于音乐事业的上升期，创造力和精力都是无限的年纪。

　　在当时，谁都不怀疑聂耳将在音乐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成就，带领无产阶级音乐事业不断攀登高峰。

　　聂耳自己也雄心勃勃地制定了自己的学习和游历计划。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聂耳的第一站在上海，随后会前往意大利、法国等地，最后到达苏联。

　　赴日之前，他雄心勃勃为自己制定了四个“三月计划”，分别是提高日语水平、提高阅读能力和音乐技能、开始翻译和创作、学习俄语准备赴欧。

　　到达日本后，聂耳立刻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分秒必争地学习。18日上午8时一到东京，他甚至没有顾上休息，就去到了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听了两个小时的课。

　　在他的课表上，除了日语课、练小提琴等外，还有与日本文化界广泛交友、大量观摩电影、音乐等文艺作品等日程。这段时间的聂耳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一度中止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

　　在刻苦的努力下，截止到7月学校放假的时候，聂耳的“三月计划”第一部分也基本提前完成，这意味着他在学习和生活可以暂告一段落。

　　告别东京之前，聂耳准备前往距离东京不远的藤泽进行一次短途旅行，他专门约上了在日本认识的好友、朝鲜籍的李相南等人。

　　这是一次放松之旅，在朋友们的陪伴下JN江南官网，聂耳游览了江之岛等藤泽周边的风景名胜，还去到了片濑等地的海滨浴场游泳。

　　当然，聂耳没有“玩物丧志”，他在度假的同时仍旧不忘自省。在7月16日，也就是聂耳的第一个“三月计划”正式结束的当天，他认真反思了自己过去三个月的学习生活，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小提琴方面的不足，表示自己第二天开始要加倍努力读书、练琴。彼时谁又能想到，这篇日记成为了聂耳的绝笔。

　　写下这篇日记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7月17日，聂耳同自己的友人李相南、滨田秀子等人结伴前往鹄沼海滨浴场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他的身后留下了三个没有完成的“三月计划”，尚未开始的旅欧计划，以及戛然而止的无产阶级音乐生涯和生涯。

　　中华领事馆以此为由拒绝了中国留学生提出的由领事馆全权处理善后事宜的要求。藤泽警方给出验尸报告后，当地火葬场火化了聂耳的遗体。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聂耳去世的原因一直都有争论。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时，曾经请来郭沫若题写碑文。

　　郭沫若写下了颇具争议的两句话：“不幸而死于帝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尽管这两句话最终没有刻写在墓碑上，郭沫若的态度已经表明：在中国有许多人怀疑聂耳是被日本特务刺杀身亡。

　　无独有偶，巴西著名诗人安德拉德在自己一篇名为《杰出的音乐家》的散文中，写道：“在检查了一具流血的尸体后，日本正式发表看法说‘他是溺死的。’”

　　显然，安德拉德也怀疑聂耳的死背后另有疑云。他提及的尸体流血并非杜撰，聂耳的尸体打捞上来时，头部和口鼻都有轻微的流血现象。

　　这也使得聂耳之死传到中国国内时，演变成了“七窍流血”，进而有很多人认可聂耳是因为宣传抗日而被日本特务杀死后抛尸大海的说法。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刺杀之说有些立不住脚。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聂耳去世次日，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刊登了他去世的消息，其中提到“学生聂守信溺水身亡”。

　　有理由相信《朝日新闻》报道该事件，仅仅是因为聂耳中国人的身份，因为在这则短讯中，聂耳的住址信息等都有错误，也没有提及他作曲家的身份。

　　日本社会第一次了解聂耳是在5个月之后，日本剧作家秋田雨雀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文章介绍他的生平和音乐成就。可见，聂耳去世之时在日本并没有什么名气，应当是上不了“暗杀名单”的。

　　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张天虚，他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认尸到入殓的过程，包括向中华领事馆抗争要求处理尸体的活动。

　　他后来的所有回忆录中，都没有怀疑过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至于口鼻出血，是溺水者经常出现的症状。

　　年轻的聂耳去世了，在他有限的生命之中他留下了足够多的音乐成就，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毫不夸张地说，聂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高峰。

　　1954年，日本藤泽当地友好人士为聂耳建立了纪念碑，并将他的去世之日定为当地的纪念日。这足以证明，这名优秀的作曲家的才华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尊敬。

　　当《义勇军进行曲》在这片海域，因中国的崛起而响起时，相信聂耳一定听得到这声音，看得到这片大地上的欣欣向荣之气。